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城市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新城、卫星城不断出现，老城面临复兴。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早期的重建、复苏、更新、再开发、再生到城市复兴，如同人的生命轨道有迹可循。

进入新时代，我国已从传统的物质层面、拆旧建新式的城市更新，发展到城市有机更新的新阶段。这不同于过去大刀阔斧式的大拆大建以及简单的推倒、拆除、重建的更新，土地资源利用进入以存量开发为主的新阶段，因此要把历史风貌保护和存量改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护式更新迫在眉睫。

城市更新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城市是文化的博物馆，反映着特定时空的人的生活方式，它的每一条水泥板路、每一座旧屋老厂都在与时俱进地反映社会的演化过程，并忠实记录着文明基因。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时代文明，老城在见证，老建筑在记录——我们踏着过去而来。

40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40年城市发展改变生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工作，于2015年12月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关键时刻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注重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防止“摊大饼”式扩张，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共识。

近年来，在国内的一些主要城市，城市更新已经开始起步。北京（楼盘）、上海（楼盘）、广州（楼盘）、深圳（楼盘）一线城市相继出台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行动计划。不仅一线城市，不少城市化进程较早的省会城市和热点城市也站在城市更新的节点上。以浙江省为例，挺进一线城市行列的杭州（楼盘）就面临着这一历史机遇。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西湖云山，钱塘繁华。作为G20峰会、2022年亚运会的主办地，杭州正在从区域核心城市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都市转变。杭州正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不仅是自身的历史积淀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赋予杭州的历史使命。

通过城市更新，充分发掘杭州历史文化、工业遗存为代表的丰富城市底蕴，对保持文化的传承、培植社会文化的根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具有重大意义，这既是杭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杭州打造历史古城与新兴之城、打造城市品牌的重要一环。

保护不是阻止进化而是管控变化

一座伟大的城市，一定经历过老旧、更新、再生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重建，到70年代的城市更新，再到90年代的城市再生，事实上，城市永远面临着保留与淘汰、新生与衰亡的挑战。城市更新的本质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放眼全世界各个城市，每一次发生的“城市更新”都是强调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阳建强这样描述对城市更新的定义：城市更新改建作为城市自我调节机制存在于城市发展之中，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防止、阻止和消除城市衰退，通过结构与功能的不断调节适应，来增强城市整体机能，使城市能够不断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

“我们保护的目的不只是作为对象的建成遗产躯壳，更是为了缓解我们自身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在失去和变化的困扰中，唯有仅仅抓住残剩的遗产，方能保住应对的定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常青强调，保护不是阻止进化，而是管控变化，保护是为了传承历史上择居和宜居的建造智慧，同时也可为今天的设计创意提供史地维度和创造根源。

常青进一步解释说，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以工具理性为导向，以人类社会合理进化为目的革故鼎新。以往若按现代性行事，除了最重要的历史纪念物，绝大部分不合今用的故旧建成物及其历史环境就该被更新和取代。在工业化发展高峰前期，大拆大建处处盛行，无论中外莫能幸免。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和对文化认同的关注，探索建成遗产的保护和历史环境的再生之道，如今已成为了城乡建设领域的时代使命。

“一个城市的形成，有生长扩张的内在活力。手起刀落的清除，留下的是一处处看不见的伤痕。几经日出日落，代之以新的建筑新的场所，伤痕和隐痛却不会立时消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边兰春认为，大拆大建式的改造对城市建筑具有毁灭性破坏。

事实上，简单的推倒、拆除、重建，只是改变了建筑的外在形象，只能叫城市建筑的装修，不叫更新。城市更新是在保持原有的城市机理的基础上，甚至保持原有建筑外貌不变情况下的有机更新，是囊括创意、共识、内容、产业、资本、趋势等要素的变与不变的内在统一。

“如果把建成遗产看作老迈多恙的肌体，保护就如一个诊断、施治的医疗过程，为的是将其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常青引用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的观点指出，保护和传承建成遗产，不仅是为了守护遗产本体的价值，更是为了保持今日延续和替代它的建造能力。

城市更新需要多主体共同缔造

改革开放40年城市发展转向高品质提升，城市也进入了内涵式更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总规划师潘丽珍认为，城市更新可以通过历史文化遗产或工业遗产等资源的利用来展示这座城市的亮点。实际上，如果城市通过一点一点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城市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博物馆，城市到处可见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场所，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还能吸引外地的人来了解城市的文化底蕴。

潘丽珍强调，城市更新需要系统上的战略引领和规划管控，因为城市更新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到局部的切实可行，还要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其具体规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历史地区的保护和更新。因此，城市更新既要提出刚性管控的要求以解决当下的问题，还要与未来的文化发展留有空间。

此外，潘丽珍认为，针对性的实施政策和政策创新也非常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经验可以适用于另外一个城市，针对遗产的类型，包括更新的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地建立一套适合本地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更新的方法和手段，比如有针对性的保护体系、更新体系、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监督、公共参与等等，使城市更新的制度设计更加完善、可持续。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认为，城市更新需要多主体结构。“单一的主体不可能去创造一个完善的艺术园区，国内多次旧区改造实践的艺术家的进场和退场，反映了多主体、多角色才能进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更新实践和平台建设。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方向上，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利用和发展的问题，还需要思考如何将文化转化为资源、能力的问题。”赵力说。

阳建强也强调，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文化复兴是一个整体，但在很多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有资本的阻力导致城市更新逐渐变得只注重一些商业开发、房产开发，而忘掉了根本，忽略了文化因素；或者光有情怀，但不够专业，很多实际项目到最后变得短兵相接，矛盾重重。

“我们倡导城市的有机更新，因为城市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它必然有转型，有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替换，活力不断注入。”阳建强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更新方式来保持城市真正的活力，需要政府、学界、企业等多方共同探讨、多方聚力。

在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副研究员李静波看来，旧城更新是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涉及政策引导、资源分配、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从经济角度看，大拆大建模式实际上是非常高效的模式，但却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物的保护问题，一个是人的和谐问题。历史建筑大拆大建，我们的文化、文脉被割断了，还面临拆了之后这个地方的人往哪里走的问题。

“也许不破不立有道理，但让城市有记忆，让城市有爱心，是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让每一次拆除毁灭之后带来的都是良性的变革和进步，让每一场阵痛和伤痕，都值得承受。”边兰春呼吁城市变革与历史记忆遗存要做到良性并存。

阳建强认为，要实现城市有机更新，要让历史街区原有的历史价值和品质得到提升，让历史能够融入当代，就要把历史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作为城市更新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活的遗产，从而走向可持续的复兴。